薛道衡说“凡讨论大事成败必须以理论去推断《尚书·禹贡》中所载

薛道衡说：“凡讨论大事成败，必须以理论去推断。《尚书·禹贡》中所载的九州，本来是天子分封给诸侯王的封域的疆土。东汉末，豪杰蜂起，孙权兄弟占据了吴楚之地。晋武帝即位，又吞并了吴、楚，至永嘉南迁时，又分裂开来。从那以来，战事不断，然而，否极泰来，这是一成不变的天理。郭璞曾说：‘江东偏安三百年，还与中原合并。’如今运数将满。以运数而言，必能打败陈朝，此其一。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衰成败都不曾脱离这个规律。当今皇上做事躬亲，提倡节俭，关心政事，体贴百姓。而陈后主陈叔宝大兴土木，雕镂宫墙，沉迷酒色，上下离心，人神共愤，以此攻伐，陈朝必败，此其二。建立国家体制，必须知人善任。陈朝的公卿多无才能，仅是滥竽充数而已。提拔小人施文庆，委以重任，尚书江总，只会吟诗喝酒，胸无城府，萧摩诃、任蛮奴是陈国大将，却只有匹夫之勇，心无谋略，因此攻陈必克，这是其三。我军有道，力量强大，敌军无道，力量弱小。估计敌军不过十万，而战线过长，西起巫峡，东至沧海，分兵把守，势力必会薄弱，聚兵守一地，就会顾此失彼，这是能败敌的第四个原因。看来，这都是席卷江南的先兆，陈国灭亡是无疑的了。”高颎兴奋地说：“你分析的成败非常清楚，我现在明白了。我本以为你只是才能学问很高，没想到你的筹谋韬略竟是如此地高明。”于是出兵江南，俘虏了陈叔宝。这与消灭吴国的情形很相似。

自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灭陈后，到现在的开元四年（公元7者6年）已有者也6年了，天下一直处于统一的形式下。

陈被隋所灭，也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谁早一步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势而为，谁就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得先机。在国家的危亡时刻，陈后主不但不去勤修德业，反省自身，寻求救国之道，还一味沉浸在花天酒地中，又怎能不亡国呢？真可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国之危亡 不可不察

论曰：《传》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国，乱之本。”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勿亲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贾生有言：“臣窃迹前事，夫诸侯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因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亦可知已。欲诸侯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俎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则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此观之，令专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资也。官以才，属非肺腑，非特毋亲之疏也。吴据江湖，蜀阻天险，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连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国之害也。若遭万世之变，有七子之祸，则不可讳，有国者不可不察。

作者论说道：《左传》中说：“都城的城墙如果超过百雉，就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又说：“大都城与国都一样大小，是造成国家动乱的根本。”古代诸侯的封地面积不过百里，不分封山海，不许诸侯亲近周边的夷族。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贾谊说：“我私下研究历朝历代的情况，发现诸侯中多是力量强的先谋反。淮阴王韩信在楚地势力最强，最先谋反；韩信依靠胡人又谋反；贯高凭借赵国的资助谋反；陈豨依仗兵精谋反；彭越靠梁国的帮助谋反；黥布用淮南的军队谋反；卢绾最弱，所以最后谋反。长沙王只有两万五千户的封赏，功少而最完整，势小也最忠诚。这并非是各人的性情不同，而是形势使然。如果让当年的樊哙、郦食其、周勃、灌婴各拥有几十个城池称王，今天国家也很可能残破灭亡了。如果当初韩信、彭越之辈，都位居侯位的话，虽至今日，仍可能保持爵位。既然这样，则治理天下的大计就可知晓了。若想让诸侯都忠心归顺，就不如分封像长沙王那样的诸侯；想让臣下免受杀戮的下场，就不如让他像樊哙、郦食其那样；要让天下长治久安，就不如多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势力。”由此可知，让诸侯统治疆域扩大到上千里，拥有众多百姓，这就不仅仅是“都城过百里”的谋反之资了。他们选官任用贤才，培植亲信，就不仅仅是亲戚关系较疏远的情形了。吴国占据长江、鄱阳湖，蜀国依靠天然的险阻，他们不仅仅是占有山河为凭借；跨州连郡，割据一方，不仅仅是一次两次危及国家。一旦遇到颠覆的变故，有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祸患，就不好说了，当权的人一定要明察呀！

国家的危亡在事先都是有征兆的，从本篇的三国两晋时期可以看出：蜀、吴被魏晋所灭；陈朝被隋朝所灭，都有着许多必然的因素。如果当政者在国家出现危机时能够悬崖勒马，弃恶从善，极力挽救国之危亡，很可能就会扭转败局，就是起不到根本性的转变，也可暂时安身自保，而不至于很快就被他人所灭，成为亡国之君。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

本篇论述的是战争的目的和择将授命的原则。救乱诛暴，平定天下，是用兵的目的。然而兵有各种，如“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要懂得根据其不同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用兵必然要择将，将既已择，就要赋予权力，放手使用，绝不能轻易干涉。这是“出师”的第一步，也是取胜的基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说明了这一点。

将帅用兵 贵在自主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是知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泊者，何重伤人物。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

兵械就是凶器；战争就是危险的事；战场就是尸体横列的地方。因此帝王不得已才通过战争解决纷争。所以说，拯救战乱，讨伐暴虐，称之为“义兵”，统帅正义者可以称王。敌军侵犯，不得已而抗争称之为“应兵”，这种反抗定能获胜；如对敌人仇恨之情不足，则不能取胜。因愤怒而发动战争，称之为“忿兵”，士兵心怀怨恨就会失败。贪图他国的土地，看重别人的财物而起兵的称之为“贪兵”，将士贪婪，必被打败。依仗国强兵多，想威慑敌人的，称之为“骄兵”，骄兵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