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年后，顽固派再一次掀起波澜。同治十一年一月，正当造船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停止造船的议论又起，使船政再次面临下马的危险。鼓吹这种观点的是内阁学士宋晋，他以花钱太多为由，奏请停止造船。声称：福建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花去四五百万，这未免花钱太多了。制造轮船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如今中外早已讲和，再造轮船，岂不引起外人的猜疑？

宋晋的话似乎有点道理，因此也有一些人附和。朝廷对此不做明确表态，并将宋晋的奏折发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和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议奏。

曾国藩对宋晋所奏不以为然，并致函总理衙门说，西方各国的轮船多而坚固，日本虽地处偏远，近来新造轮船也很多，而且不惜花费巨资，这是治理国家的人不得已而为之的。

可是，文煜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这时朝廷一时举棋不定，处于两难之中。考虑到经费紧张，认为暂停造船，节约一下部分资金用于急需之处，也未尝不可。于是，又向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三人重新征求意见。

左宗棠是湖南湘阳人，太平天国起义后，一度在家办团练，后由曾国藩保举，清廷下特旨任他为四品堂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又任浙江巡抚。太平天国失败后，奉命进击太平军余部入福建，与沈葆桢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还设有船政学堂，其中分前、后两学堂；前堂学习法文，主要培养制造轮船的人才；后堂学习英文，主要培养驾驶轮船的人才。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才不得不将此重任交给沈葆桢。因此左宗棠对船政事业怀有厚爱，对于宋晋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义愤填膺，他的意见是可想而知的。沈葆桢则是以具体事实，对宋晋的言论进行逐条批驳。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后，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后受到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奏章后，态度渐趋明朗，但还要等李鸿章的奏章到了，再降谕旨。不久，李鸿章的奏折到了，他从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出路，指出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多设厂，多造船，多制枪炮，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如果士大夫还囿于章句之学，苟且偷生，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

由于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三人的支持，清廷不得不批准了继续造船的计划。这场由宋晋挑起的争论，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终，使岌岌可危的造船局面，得到了扭转，保证了轮船的继续兴造。

顽固派本想扼杀制造轮船这一新生事物，但效果却适得其反。这是顽固派始料未及的。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过了两年，到了同治十三年春，原先左宗棠与法籍技术人员日意格等所定的合同期满，大批外籍技术人员即将离厂回国，造船的技术设计改由清帝国的技术人员主持。

在日意格担任船厂监督的五年中，福州船政局共造了十五艘轮船，总排水量达到一万六千吨，使中国的轮船从无到有，造船工业初具规模，应该是很大的成绩。如今，日意格和一些外籍技术人员离去，轮船能否继续造下去呢？这又使船政局面临一次新的严峻考验。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些顽固派官员又旧调重弹，大谈船政之害。沈葆桢不顾压力，再次挺身而出，与顽固派争锋相对，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船政不能继续兴工。

当时，正值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清朝统治集团大为震惊。在此关键时刻，船政所造的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桢还亲自乘轮船到了台湾。在解决日军侵台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决定批准沈葆桢的请求，大力支持造船。在沈葆桢的坚持下，终于击退了顽固派又一次的兴风作浪，使船政的造船工作得以继续发展。

如果说，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思想交锋，在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辩论中，以及在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中，只经过了几个回合，洋务派明显占了上风的话；那么，在修筑铁路的酝酿和计划中，由于两派的斗争时而对峙，时而反复，风波迭起，因此判明最后的胜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近代中国，修筑铁路问题的提出和酝酿，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最早提出修筑铁路的人叫洪仁轩。

咸丰八年，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就曾建议在全国二十一省修筑二十一条铁路，作为国家联络的主干。而在一年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侵略的动机，也有人建议在中国修筑铁路。这个人名叫斯普莱，是从印度军队退伍的一名大尉，他致函英国外交部称，修筑一条从缅甸经中国西南边陲到华中的铁路。并且，自己印了一本《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以争取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