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府为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一种簿籍登记制度。

秦汉从现存史料看，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建立了这种制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献公十年（前），“为户籍相伍”。孝公时，户籍制度渐臻完备，户籍上注明一家人的姓名和口数，生者填上姓名，死时削去，此制早已见于《商君书》中《去强》、《境内》等篇。秦始皇十六年（前），命令男子不论是否成丁，一律登记年龄，补充了旧有的户籍制度。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提到人户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地方官吏必须准确掌握所辖行政区域的户口，如果出现差错，则以律论罪。可见国家对户籍的管理相当严格。秦中央政府藏有全国户籍，刘邦入咸阳，萧何急进丞相府收取图籍，其中即包括户籍。

汉代户籍又称“名数”。汉代政府非常重视户口数，它是政府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根据。因此，用以登记户口的户籍，当然受到重视，并制定有关政策，以保证户籍制度的推行。

战国以来，秦即实行户口调查登记。汉沿袭前代旧制，每年县、道官吏负责进行登记验查户口，当时称为“案户比民”或“案比”。案比的时间规定在八月。汉初采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八月案比，九月造册，适值岁末结束。这时也是一岁田功告竣的时候。案比时民户每人均须亲身到场。据《后汉书·江革传》记载，每岁案比，江革自己挽车送母亲到县廷接受主吏验视，可见汉代案比的严格。

在案比的基础上，县、道编造户籍。户籍的内容，包括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汉县、道有户曹，主管户口簿籍。编造户籍应属户曹职掌。岁终时，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上计于中央。丞相或三公之下也设户曹主管全国户籍。上计项目有本县、郡户籍民数、垦田数量、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户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国家为了得到最高数额的民数，规定每人必须著名户籍，并以法律作为约束，防止人户脱籍。从史料估计，汉初文景时期户籍大约依法实行。但到武帝晚年，失籍逃籍的人为数一定很多，《汉书·石奋传》记载武帝元封四年（前），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没有户籍的多达四十万口。且当时兼并日烈，地主豪强自己逃避户籍，又荫庇佃户使隐脱户籍，因此登记入籍的人户日少。到了宣、元至哀、平时期，估计户籍登记已大致恢复。所以《汉书·地理志》所记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户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余户，口数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余人，可能接近事实。东汉政治废弛，脱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明、章、和、安、顺诸帝屡发诏书，让脱漏户籍的流民及其他人入户著籍，但始终没有达到目的。这说明汉代的户籍制度越来越不能贯彻。因此，史书上根据政府户籍记载的东汉郡国民数，与实际情况距离就越来越远。

魏晋南北朝三国战乱，民多脱籍。因当时政府已无法掌握具体的人口数字，故曹魏废西汉以来的算赋、口赋而行户调。西晋平吴统一全国后，颁布以丁男、丁女为基准的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并规定了品官荫客、荫亲属的具体限额，说明国家户籍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时户籍皆用经过药物处理的黄色的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故称“黄籍”。西晋速亡，导致户籍制度再度出现紊乱。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无严密的户籍可言。南燕主慕容德曾在辖区内“正其编贯”，得荫户五万八千户。除此之外，十六国诸政权均无检括户口之举。东晋南朝承西晋之制，仍用“黄籍”，但却有为侨居江南的北方流民所设立的临时户口，时称“白籍”。凡入白籍者，无徭役赋税。此外，依附于门阀士族的部曲、佃客亦不在黄籍之内。针对这种现象，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东晋南朝曾多次进行“土断”。“土断”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取消一些侨州郡县，将部分白籍户纳入黄籍，并清查隐匿漏户。由于流民不断南下，土断政策贯穿整个东晋、南朝。在北朝，户籍制度亦逐步完备。孝文改制，颁均田令，行三长制，当有较严密的户籍制相配合。西魏、北周，有计帐、户籍之法。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是当时计帐、户籍制度的珍贵实物。计帐所载项目颇多，主要有户主及户内成员、依附人口的姓名、年龄、丁中、受田数字、应纳租调数等等，与户籍同为控制劳动人民、征发赋役的依据。

唐唐代户籍主要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项内容。规定三年一造；凡季年（即逢丑、辰、未、戌之年）正月上旬，各县主管户籍的户曹就要携带本县上两年所造的手实、计帐到州府去造一州之籍，籍依乡、里次序逐户登记，每户以户主为首，记其姓名、年龄、性别、丁中、户等、身份（如职资、卫士、白丁等），是否课户、现输与否，若有官勋，亦需注明获得日期及同“甲”之“甲头”（唐代将同一批授官、授勋、登第者分为团，称团甲，其第一名者称“甲头”）。以下登记家庭成员（包括良、贱口），先书其与户主之关系，然后登录名字、年龄、性别、丁中、身份等情况，与户主同。最后还登记当户应受田数、已受田数、未受田数。已受田还要登记其每段亩数、坐落所在与其四至，并记明“永业”、“口分”与居住园宅。有的户籍还登记当户应纳租调的数字。造籍一式抄写三份，以乡为单位，粘接成卷。粘接处，骑缝写上某州某县某乡（有的还加某里）籍，州、县名上各盖州、县官印，以杜绝改换作弊。规定在三月三十日前造完。造毕，装潢一份送尚书省户部，两份存州、县籍坊（库）。尚书之籍保存二十七年，州、县之籍保存十五年。造籍后三年内的人口滋生、死亡、没落、逃亡、新附及奴婢买卖而引起的变化，既要在每年一造的手实、计帐上登记，也要在下次造的新户籍上附注明白。甚至因诈伪而由貌阅改正的情况也要记上。总之，登记得非常具体详悉。造籍的费用，由居民负担，每人一钱。至唐玄宗时户主名下加注曾祖、祖父之名，即所谓“三状”；各人名下注毕即书一“空”字，表示此下无字，以免后来添注作伪。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加强控制，防止逃亡，保证赋役剥削的对象不致减少。但是逃亡仍然不能避免，作伪亦层出不穷。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流徙，加上政治腐败，以致长期不造新籍，或仅据旧籍转写，前期严密的户籍制度业已成为空文。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户籍残卷，不但是研究唐代户籍制度的原始实物，而且也是研究当时阶级关系、民族关系、赋役制度等等的宝贵资料。唐代户籍制度也为日本所仿效。日本《养老令》所载户令，基本上出自唐制。日本还保存不少古代的户籍，也为研究唐代户籍制度提供了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