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曰：“唐人集见载籍可采据者，一曰《旧唐书·经籍志》，一曰《新唐书·艺文志》，一曰《宋史·艺文志》，一曰郑樵《通志·艺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书目》，一曰马端临《文献·经籍考》；端临所引书又二，一曰晁公武《读书志》，一曰陈直斋《直斋书录解题》。此数书者，唐人集目尽之矣。”随后他就校除重复，参合有无，依世次先后，具列卷目，以供读者参考。

胡氏上述说明及所编集目，值得参考。但郑樵《通志·艺文略》只是照抄前人著录，少所增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有关唐人诗集的说明，主要引用晁、陈二家之说；尤袤《遂初堂书目》记载过分简单，虽以记录版本为特点，但有关唐人诗集的记载不多，所以研究唐诗，应该重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全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五种书。此外还应注意王尧臣《崇文总目》。

编纂书目之事常带有继承性，后起的某一目录，经常是在撷取前人某种目录成果的基础上累积而成。例如毋煛曾参加由马怀素、元行冲等先后负责编写的《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的工作，《旧唐书·经籍志》引毋煛序，指陈此书未惬之处有五，故另编《古今书录》四十卷。毋煛为初盛唐之交的人，所能著录者，限于初唐时期的著作，但他与作者多同时，记载也就比较可信，其内容接近初唐时期著作的原貌。《旧唐书·经籍志》即抄撮《古今书录》而成，所以并未反映唐人著述的全貌。

《新唐书·艺文志》的文献价值比《旧唐书·经籍志》要高。一代著述，记载比较完整，而且还将一些有用资料附于有关著作之下，如《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载《包融诗》一卷，注云：“润州延陵人，历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何，字幼嗣，大历起居舍人。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馀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同，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载，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集》者。”可以说是关于当时东南地区这一文人集团活动情况最为详细的记录。

又如萧楚材其人，传世仅有《奉和展礼岱宗涂经濮济》一诗，《全唐诗》小传曰：“高宗时，为太常博士。”这是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永徽五礼》下原注而得知的。萧楚材的生活年代及交往，均仅见于此。

宋仁宗时期王尧臣主持编写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独立成书的目录。欧阳修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今所传者，乃经后人辑录之本，已经佚去序释部分，但大体上仍保持全书面貌。其中关于唐人文集部分的记载，反映了由唐入宋后的变化，由于北宋之时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因此这一阶段唐人文集的传播情况，可从此书约略窥知。

《崇文总目》所著录者截止于宋初，徽宗时以续得之书增入，更编《秘书总目》（卷数不详）。孝宗时有陈骙主编的《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宁宗时有张攀主编的《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元初修《宋史》，依据上述四种书目，删除重复，又添入《宋中兴国史艺文志》（卷数不详）中著录的一些典籍，成《宋史·艺文志》八卷。以上各书，除《崇文总目》外，均已散佚，但后人有辑本。《宋史·艺文志》的编写人员没有见过原书，在改编上述书目时工作也很草率，故内容颇为芜杂，如《鱼玄机诗集》误作《鲁玄机诗集》之类。只是此书毕竟根据宋代文献编成，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唐代文人著作在宋代流传的情况。

晁公武和陈振孙都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藏书家。他们在读过收藏的书后，都写有提要。这是我国目录书中保留提要的两部重要著作，特别是二人对唐代文士的记载，由于年代接近，了解更多，所作的记录更显得可贵。

他们常是记下唐代诗人的姓名字号、郡望籍贯、登第年代、仕官履历，有的地方还介绍诗人群体，或文集版本，所加的评语，也足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