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的势力已土崩瓦解。康熙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过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此时，噶尔丹军队已经人心涣散，很多人纷纷投降，甚至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服毒自杀。

自此之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攻占西藏。

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入藏。之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了驻藏代表，代表清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国家内部逐渐稳定，使天下由大乱走向大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升平盛世。

六　盛世经济与历法之争

康熙皇帝即位后，前前后后忙活了不少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征服噶尔丹，澄清吏治，减轻赋役，招纳贤士。而完成这些大事，都需要国家经济的支撑。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自农业。农业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百姓的生命之源。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虽然，满人起源于游牧，善骑射，不善农事，但从建国时起，在努尔哈赤倡导下，已把农业生产列为重要的部门。特别是皇太极时期，把农业置于社会经济的首要地位，反复开导他的不善农业的兄弟子侄及其本族臣民，灌输重视农业的思想，具体讲解农业之重要及耕作方式方法。

这之后，以农为国本的思想，已成为历朝皇帝及统治集团的传统国策。如顺治帝与多尔衮，都不忘农业这个根本，在进行统一战争中，仍不废农业生产，攻克一地，便迅速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

入关以后，顺治皇帝效仿历代帝王，在京南设立先农坛，把祭先农列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同时，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一亩农田，叫作籍田，专供皇帝每年春天到这里来行“籍礼”。

而在清朝的12位皇帝中，若论重视农业生产，并将其付诸实践，做得最好的，非康熙皇帝莫属。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把重农仅仅体现在每年春天的“籍礼”上，而是切切实实地对某些植物、土壤及栽培技术进行调查研究，并做了一些有效的实验。

据记载，康熙皇帝研究考察过的植物多达二十余种，如黑龙江麦，御稻、吐鲁番西瓜、葡萄、果单、菱角、杨柳、枫树、竹子等。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及根、茎、叶、花、果的性能、用途、味道等，都做过比较深入的考察。在考察过的20多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有10来种，如稻麦、人参、花木等。

康熙皇帝南巡时，十分喜爱江南的香稻和菱角，他便带了一些种子回京试种。结果没有收获，试种失败了。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悟出种庄稼不能生搬硬套，“南方虽有霜雪，然地气温高，无损于田苗。”之后，康熙留心改良土壤，提高地温水温，他的栽培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康熙皇帝进行的苦干栽培试验中，最有成效的是御稻的培育。他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试种御稻，到晚年时，还曾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在江宁、苏州等地进行推广。据史书记载，御稻第一季亩产在四石左右，与当时苏州稻田的亩产量接近；第二季亩产量一般都在两石至两石五斗，两季加起来，比原来增长了五成左右，所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御稻在江南曾流行过一段时期，但当时还没有解决在一块土地上不倒茬、连种的弊端，同时农民也缺乏长期栽种双季稻的积极性，御稻慢慢就绝迹了。

康熙重视农业、关注农民，不仅体现在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上，还体现在他的农业政策上。众所周知，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就是在康熙朝彻底废止的。当时还规定，奖励垦荒，地方官如能招来垦荒者晋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予种地的农户，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康熙朝曾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9省田赋普免一周；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实施重农政策，全国耕田面积由顺治时代的5.5亿亩发展到康熙时代的8亿亩，农业得到显著发展。人口随之迅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

康熙皇帝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功业，就是大规模整治黄河。

清初的水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苏北地区，当时水患的主要特点，不仅是黄河频繁泛滥，淹没大批良田，更导致了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阻断。